新加坡的选择：现代民主的西方模式，还是传统儒家的东亚模式

        所谓“东亚模式”，是指与西方原发资本主义不同的东亚后发现代化的一种新样式，它的出现，与20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的快速崛起直接有关。狭义的东亚，主要指中、日、韩诸国，但如果将这一地区的经济现象和相互关联作一宏观考察，则这一概念的范围可扩大到整个东南亚。

        前世界银行行长普雷斯顿在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较早提出了“东亚模式”和“东亚奇迹”概念，其中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的八个成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它们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这样，原本属于东南亚的新加坡也进入了东亚模式的考察视野，甚至有人认为它在许多方面“更忠实地反映了东亚模式的显著特征”。

        由于东亚模式主要是以其卓越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的，所以以往的研究者多从经济角度把它解读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即以出口导向为主快速崛起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现代化，它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二战后随着落后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东亚一系列国家没有遵循欧美原发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而是在其前资本主义的背景上展开了新的历史形式，实现了资本主义的跨越式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又被深深烙上民族文化的痕迹而与旧的社会结构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换句话说，“东亚模式”绝不仅仅是对地区经济发展类型的一个指称，而是具有与以往的现代化不同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尤其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这就为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赋予了强烈的地方性色彩。在这方面，新加坡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选择之路，为我们解读这一模式的意识形态特征提供了一个完好的观照平台。

从西化到民族化：“亚洲价值观”的民族本位立场

        新加坡从上世纪50年代独立以来，在思想道路的选择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一过程用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话说，就是“从不再为亚洲人”到“仍为亚洲人的过程”。为民族独立奋斗的东亚各国的领导人早年几乎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如李光耀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曾被英国外交大臣称为“苏伊士以东最典型的英国人”，他自己也自称是“大英帝国的产物”；而被誉为马来西亚“独立之父”的东古·拉赫曼也有着与李光耀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先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文化的教育而痛感民族的落后和悲惨处境，于是投身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但是独立后，在他们领导人民用接受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经济、增强了国力，又开始担心西方思想破坏传统秩序，威胁其统治，于是便从激进的西化立场一步步后退，最终成为文化上（更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这一思想蜕变的轨迹，几乎是非西方的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精神困境，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者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

        作为近代落后国家主流意识而发挥作用的民族主义思潮，几乎贯穿了新加坡近现代历史的始终和一切方面。这不仅因为它历史上长期遭受殖民统治，有着强烈的民族反抗情绪，而且也与发展中国家在近现代国际关系格局中的边缘地位有关。也即是说，这一地区的落后现实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境遇，决定了民族主义必然是伴随其现代化过程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在不同历史阶段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如，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全民动员是民族主义；向西方学习、振兴民族经济是民族主义；摆脱西方控制、维护民族尊严是民族主义；甚至，保障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的政府及其强权人物也自然会赢得民众的支持……总之，民族主义在这里发展成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潮，有着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一切领域表现出来。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理念，也是深刻的社会实践和运动。综观新加坡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大致可以看出几个重要的阶段或特征，即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新加坡抓住二战结束、英国殖民体系瓦解的机会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目标是争取政治上的独立（1959年）、建立民族国家（1965年）。第二个阶段，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民族经济腾飞的时期。第三阶段，8、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起飞，传统社会赖以维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基础发生了动摇，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为了稳固统治、稳定人心，新加坡政府转而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对内发起了儒家伦理运动（80年代）；对外则举起了“亚洲价值观”的旗帜（9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声，力倡“亚洲价值观”，据此反对西化和西方价值观，拉开了一个时期东西方论战的序幕。李光耀被认为是亚洲价值观的头号代言人，他在东京“朝日新闻创造21世纪论坛”（1992年）上发表了影响广泛的“东西价值观不同论”，认为亚洲人重视的，未必是美国人或欧洲人重视的；还说，亚洲国家的政府行为是立足于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价值之上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标准判断是非。美国《外交》杂志1994年3－4月号发表的《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更是集中表达了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到底包括那些内容？对此，新、马领导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而且他们在不同场合有各自的表达和诉求。如在新加坡，“亚洲价值观”主要是指“儒家价值观”，而在马来西亚，所坚持的“是带有强烈回教色彩的马国价值观”。但尽管如此，新、马两国倡导的“亚洲价值观”却有着本质上的相同和相似之处：第一，不论是儒家思想还是伊斯兰教观念，所代表的都是有别于西方的亚洲民族的精神传统，因而“民族性”是“亚洲价值观”最重要的前提和内容；第二，“亚洲价值观”是与西方价值观相异或对立的价值选择，如“国家社会比个人重要”、“国家之本在于家庭”、“个人对社会的服从”等等，而其中最为关键、也是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根本分野则在于：是“普世”民主，还是“东方式”民主。

东方式民主：发展中的选择与考量

        如上所说，“东方式民主”是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同时也是解读“东亚模式”的一个关键。有人曾作过评论：“西方与亚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最大的思想分歧或许是在民主的问题上。”诚如斯言，对于民主的态度，确乎构成了东西方价值观交锋的焦点。民主本是西方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高也是最重要的价值理念，它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想的主流，也是西方各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形式。然而，这一价值理念和制度选择在新加坡现代化中却遭遇到了修正或挑战。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光耀周游列国，在国际论坛上发表了大量与西方民主观不一样的言论，他的观点被概括为“东方式民主”。主要包括：

        1、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民主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李光耀强调，对于亚洲国家来说，问题不单单是模仿英国、美国或西欧的宪法制定一种制度，而是首先要建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与纪律，因而“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

        2、民主必须结合本国国情，树立与本国文化传统相一致的民主观。对于“民主是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标准，李光耀的回答是：“没有人可以忽视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和背景。几千年来，各个社会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理想与标准也各不相同。20世纪末的欧美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不难看出，李光耀强调的“东方式民主”具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背景，是传统宗法社会家长制作风的现代翻版；他对民主的解读，也更多是一种政治考量（实用理性）和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这与作为天赋人权（纯粹理性）和现代社会基石的西式民主有着本质不同；而最终，“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才是东方式民主的真正注脚，也由此构成了威权主义政治建立的依据。

威权主义：昨日的合理与今日的局限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二战后东南亚各国普遍盛行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权组织形式，它的特点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依靠威权向人民和社会团体规定义务并强制执行；实行精英政治，自上而下管理国家；“行政主导”，行政权大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经济上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意识形态上保持统一性等。

        新加坡威权主义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从现实需要来说，独立后的新加坡面临经济发展的强大压力，同时又要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求生存，因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组织能够为这一新兴国家的建设提供稳定和必要的基础。从更深层面来看，这样的需要也得到了这一地区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暗合与呼应：儒家伦理中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家长制作风，以及各种民间宗教所具有的与儒家文化相似的对权威的崇拜、等级观念和忍让服从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和包容了威权主义及其政治。于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不仅新加坡，原本受宗主国议会民主制影响的东南亚各国，都纷纷以不同方式转向了强政府模式，使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在这一地区得以顺利确立。

        新加坡在东亚各国中堪称威权主义政治的典型。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和长期执政，保证了新加坡威权主义统治的连续性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地位。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有效干预市场，较好地解决了诸如失业、住房等国计民生问题，加强廉政和法制建设，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使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具活力、国民收入仅次于日本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

        不可否认，威权主义的存在在新加坡的现代化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谓合理性，是指它虽在政治上高度集权、有违现代民主精神，但在经济上顺应了现代化导向，是后发型国家现代化启动和前期发展不可缺少的内生性力量，正像有人评价的：“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过程，几乎都是在专制政体（或一党执政）条件下实现的，即是由‘发展导向型’的‘强政府’以超常规的手段发动和推动的……战后‘东亚奇迹’的出现首先是集权政治的结果，它本质上是一种后发展经济历程中特有的政治经济过程。”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威权主义的历史使命在东亚经济起飞后也面临了压力，其发生转向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不可回避。如上世纪末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不仅考验了新加坡的威权主义，也使包括亚洲价值观在内的东亚模式的主导精神遭遇了挑战，这种挑战最终指向了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的制度文化和社会关系：如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抑制了市场自身的活力；强大的公权力与市场结合后，发生了大量权钱交易、权大于法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国家、集体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伦理价值，也引发了信任危机、信仰危机……总之，东亚模式的独特性正越来越成为阻碍其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而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和超越自身，是决定新加坡和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未来前景的关键性因素。李光耀曾对邓小平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这应该是李光耀在抛弃了一向的政治考量之后对一位华人大国领袖吐露的肺腑之言，值得特别重视。

        要之，东亚模式虽然被打上了浓厚的地区和传统文化色彩，但其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实现方式，它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是无法从根本上外在于现代资本市场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社会组织原则和价值规律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东亚模式的未来前景与其独特性应是成反比的。